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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于忧患死于安乐(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翻译和原文)

摘要: 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(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翻译和原文)的相关描述,,死于安乐。这既是人生命运的定理,又是国家命运的定理。

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周族的发展。殷商后期,周族在陕西岐山一带的平原逐渐发达,周文王时已较为强盛。文王深知商纣王的残暴和对周族崛起的戒心,所以小心翼翼,十分谨慎。“文王处岐事纣,冤侮雅逊,朝夕必时,上贡必适,祭祀必敬。”(《吕氏春秋·顺民》)为何如此?缘于忧患,即担心商纣王的打压和讨伐。文王忧患的另一方面是外部的敌对势力,即西方、北方

生于忧患死于安乐(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翻译和原文)

“……入则无法家、拂士,出则无敌国、外患者,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” 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入,国内。外,国外。法家,明法度的大臣。拂士,拂通弼,拂士同弼士,即辅佐的士子。

两句论说用现代汉语表述:国内没有明法度的大臣和贤能的辅佐之士,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可能的祸患,这样的国家经常容易灭亡。由此,就可以知道忧虑祸患足以使人生存,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。

两句论说紧接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”一段话,由人生的艰难困苦生发而来。这里,孟子又提出了一条定理: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。这既是人生命运的定理,又是国家命运的定理。

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周族的发展。殷商后期,周族在陕西岐山一带的平原逐渐发达,周文王时已较为强盛。文王深知商纣王的残暴和对周族崛起的戒心,所以小心翼翼,十分谨慎。“文王处岐事纣,冤侮雅逊,朝夕必时,上贡必适,祭祀必敬。”(《吕氏春秋·顺民》)为何如此?缘于忧患,即担心商纣王的打压和讨伐。文王忧患的另一方面是外部的敌对势力,即西方、北方夷狄的侵扰。

产生于文王时期的经典《周易》,诚然是卜筮之书,但更是政治之书、哲学之书。“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?”这是孔子说的。孔子解《易》时还说过:“危者,安其位者也;亡者,保其存者也;乱者,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(《系辞传下》)《周易》难读,难懂,但只要抓住“忧患”这一主题,就可掌握其政治学意义。

可以说,文王的远见卓识、大略雄才,以及周族的发展、周王朝的创建,其思想基础就是忧患意识。

与生于忧患相反的,是死于安乐。夏王朝、商王朝的覆灭有其历史必然性,具体原因不一,但核心是以桀、纣为首的统治集团耽于安乐,乃至荒淫。如上引孔子语所说,凡是倾危的,都曾经逸乐安居其位;凡是灭亡的,都曾经自以为常保生存;凡是败乱的,都曾经自恃万事整治。满足于安、保、治,忘记危、亡、乱,没有持续发展之策略,没有持续前进之举措,止步于眼下,结果必然垮台。

死于安乐的另一例,是春秋前期的齐国。齐桓公以管仲为相,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改革。二十年间,齐国蒸蒸日上。以葵丘会盟为标志,齐国成为当时最大最强的霸主。齐桓公志得意满,一心享乐。会盟六年后管仲病逝,佞人当权,朝廷大乱,沉溺于安乐的齐桓公束手无策。两年后,齐桓公病死,齐国霸业烟消云散。

不禁联想到现实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,空前繁荣、强大,但有国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丑化、诬蔑、遏制中国的发展。此时,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”的题目自然摆在了人们面前。前不久读到《风物长宜放眼量——从强国兴衰规律看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》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:“要更加增强忧患意识,防止犯战略性、颠覆性错误。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,越是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,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,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。”这种提醒和告诫十分必要,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,古今同理。国家如此,个人亦如此。(白子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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